刘崇佑（1877年—1941年），字厚诚，号菘生，福建侯官县人。17岁中举人。后东渡日本留学，毕业于明治法政学堂，人称“双榜举人”。学成回国，他有志于从政和办学，1908年，当选福建省咨议局副议长。1910年秋冬，刘崇佑与书记长林长民（其女民国名媛林徽因）等人集资创办私立法政专门学校（后改名为福建学院）及附设中学对福建高等教育发展和法政人才培养作了很大贡献。

民国建立后，刘崇佑与林长民当选国会议员，离闽北上，进京履职。后痛心北洋政府腐败无能，遂生退意，辞去议员职务，在北京专职律师工作。刘崇佑具有强烈的正义感，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时，不畏权势，敢于斗争，在京城声名鹊起，有“民国第一律师”的美誉。刘崇佑逝世后，福建学院建成“宗孟崧生”纪念堂，以纪念林长民（宗孟）与刘崇佑（崧生）。周恩来感慨其为“中国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”

热心营救被捕的爱国学生

“五四运动”中，火烧赵家楼事件后不久，5月8日北京律师公会即作出决议：如曹汝霖方面请律师，任出何报酬，一律不就。如有不遵此议者，对待以积极的手段。学生若请律师，愿尽义务。刘崇佑坚决遵守这项决议，一再为学生义务出庭辩护。

当年7月16日晚，安福系部分政客邀集了四十余名北大学生，在安福俱乐部机关中央政闻社举办宴会，试图收买到会学生，唆使其拥护胡仁源校长，阻止蔡元培回任。次日上午，当这些被收买的学生在法科礼堂秘密开会时，鲁士毅等二百余名“五四运动”的坚定分子闻讯赶到，群情激愤，要为首的五人交代了整个阴谋，并签具悔过书。18日，许有益、杨济华等向警察厅控告鲁士毅一众十一人“拘禁同学，严刑拷讯”。28日，警察即开始逮捕鲁士毅、王文彬、朱耀西、刘仁静等十一位学生。

这一事件发生，学界敏锐地指为与“五四”事件相关，是政府报复学生的行为。7月30日，以“北京大学暑假留京学生全体”的名义发出致回籍同学的通电，指出：“利用三五无耻之辈，行此卑劣之手段，欲连及‘五四’事件，以兴大狱而残士类。”8月1日，北京各界联合会代表往见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时，告诫政府切勿“小题大做，借题发挥”，并警告：“如任无廉无耻举国共弃之党人，阴谋陷害爱国志士纯洁无疵之学生，直接以破坏大学，间接以报复五四以来爱国运动之仇，则舆论沸腾，恐难收拾。”但是，虽经北大全体教员、北京全体教职员联合会、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代表迭次要求保释，当局均不允准，鲁士毅等十一名学生仍羁押在狱。

北洋政府一心一意要报复学生，的确想借此案立威，刑一而正百，利用暑期学生多不在校、力量分散的时机，兴起大狱。8月6日，地方检察厅以“轻微伤害及私擅监禁”的罪名对鲁士毅等十一名学生提起公诉，为了粉饰公平，也对原告方杨济华、许有益等以“诽谤罪”起诉。

8月21日上午十点，案件在地方审判厅正式开庭，公开审理。旁听人数众多，一席难求，厅堂爆满，窗前门隙也挤着人，连《晨报》记者也得另寻关系，方得入内，炎暑之日，站听八小时。

刘崇佑律师为鲁士毅等十一名学生义务辩护。其实，此前，法院传讯被捕学生时，刘律师曾就指导学生如何应对。罗家伦晚年回忆中，也说“五四运动”时，他为学生应讯几次找刘律师咨询。在此案中，刘崇佑律师认真准备，根据被告是在校学生的特点，运用“动之以情”的策略，尤为精彩的是其辩护词的总结部分：“辩护人窃惟国家设刑，本意在于排除恶性，并非用为教育补助之资。莘莘学子，学校培植有年，纵使气质未尽精醇，而青年蹈厉发皇之概与夫纯净真挚之心，政府果有以善处之，使其身心得安然沉浸于学术之渊，进其智能，以资世用，岂非甚善？乃不幸此超然政界之教育一再波及，今日遂不得不迁连沦没于浑流之中。年少学生方自以为保吾读书之地，无任外界侵犯，是乃天职，而不知所谓‘国法’者即将俟隙而随其后。”

当刘律师在法庭上讲到“此辈青年不幸而为中华民国之学生，致欲安分求学而不得，言之实可痛心”时，满堂欷歔，众人为之泪下，被辩护学生中有一人哭不可抑，法庭竟变成悲剧之舞台，在场记者亦为之呜咽不已。当日以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代表身份出席旁听的冰心，更以女性的细腻，对现场氛围作过生动描述：

“刘律师辩护的时候，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，有一位被告，痛哭失声，全堂坠泪，我也很为感动。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，大有‘踧踖不安’的样子，以及退庭出的时候，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。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‘哀莫大于心死’。唉！可怜的青年！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！”由于社会舆论导向和在场旁听人群本就同情于鲁士毅一方，刘崇佑律师巧妙在“动之以情”的策略中才将对学生的审判转为对政府的控诉，造成了极好的现场效果！

《晨报》记者注意到，当年只有十七周岁的刘仁静，作为同案被告出庭受审，当审判长令其答辩时，刘仁静则表现为“莫名其妙，不自知所犯为何罪”，刘崇佑更从旁“时时请堂上注意，谓彼十余龄之小子，实在极可同情”，成为记者“出旁听席后所恻恻不忘者”。这是刘崇佑辩护之成功、感人的又一证明。

政府决意起诉，法庭很难公正判决，但慑于社会舆论巨大的压力和刘崇佑出色的抗辩，也迫使法庭不得尊重基本事实与证据，认定：鲁士毅等强迫许有益、杨济华等誊具悔过书一节，以未提出“悔过书”的书证原件，“不审其内容”，且“仅就‘悔过’二字以观，尚属道德上责备之意，裁定为不构成犯罪”。8月26日，法庭宣判，宣布刘仁静、易克嶷、狄福鼎等五人无罪，鲁士毅等六人分别被判处拘役十四天到四个月不等的刑期，许有益等四名当初的原告、后来的被告，同时被判处以拘役十四日至三个月不等的刑罚。所有拘役时间准以在押日数扣抵，其他三个月以上的刑期，一律缓期三年执行。这样，鲁士毅等十一名被控学生，当庭释放。

在“五四”期间，刘崇佑热心于营救被捕的爱国学生，可以说，几乎所有被当局起诉、与学潮相关的案件中，都能够见到刘崇佑的身影，听到刘崇佑律师的声音。

作为“民国第一律师”，刘崇佑办理了大量的要案、名案。1919年，北京的《益世报》《国民公报》因报道“五四”爱国运动，批评政府，先后于5月23日、10月24日被查封，负责人亦均遭逮捕起诉。刘崇佑律师明知对抗军阀政府少有胜算，在众人知难而退的情况下，毅然出庭辩护。虽然《益世报》案未能成功，但是《国民公报》案则在刘律师努力下，在高等审判厅复审时得判无罪。1921年6月，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发起“索薪运动”，遭到总统徐世昌起诉，刘崇佑自愿为马叙伦辩护，博得一向傲岸不羁的马叙伦敬佩与感激。1936年，“七君子事件”发生后，刘崇佑不顾年高体弱，与江庸等著名律师组成阵营强大的辩护团，义务出庭，有力地反驳了反动政府强加给救国会领袖罪名，以致法庭裁定，将“七君子”交保开释，在近代法制史上写下重彩浓墨的一页。